作者：朱大可
权力与野心是一切伟大建筑的根基，反过来说，建筑就是权力和财富的
纪念碑，它要在水泥、钢铁和 玻璃的组合中，炫示高贵的身份。中国的
公共行政建筑，尽悉卷 入了这种肆无忌惮的自我夸耀之中。各级地方政
府官员，正在以比自身官阶远为高级的方式，规划着辖区内的权力美学。
那些矩形的、半圆形的和圆矩合体的豪华建 筑，改写了中国城镇的政治
景观。
在这场大地重塑运动中，圆形和矩形，一对精神原型式的几何符号，成
为支配中国城市营造的基本构形。这是继木器与石器、三维与二维之后，
我们所要面对的第三组母题。而它们之间的冲突与和解，构成了建筑事
务中最难解的迷局。
圆是最高的自足和圆满。它是被神所垄断的事物。圆是世界体系的象征。
圆拥有隐秘的轴心，圆周环绕它运转，唱出无言的礼赞，而这就是圆的
一神教本性。从圆的形体深处，迸发出了无与伦比的神学光芒。
圆的神学，至少包含下列五种原理：
1，单一中心原理：在圆的范围内只有一个绝对中心；
2，平等原理：所有围绕中心的弧线上的点，彼此间都是平等的，因为它
们各自跟中心的距离完全相同；
3，循环原理：圆是自我闭合的，而且沿着弧线任何方向行走，最终都回
返回原点，这是自我无限循环的范例，符合时间的特性；
4、独观原理：这条原理来自第一原理，它要证明从中心的视点（神或独
裁者的视点），可以完成对整个弧圈的全能式观察；
5、象征原理：圆形造型支持了对太 阳、月亮、天空和宇宙、母性生殖
器等神性事物的联想，并成为它们的天然能指。
正是从单一中心原理中派生出了一神教；从平等原理中，派生出上帝面
前众生平等的基督教义；而从循环原理中，生成了宇宙（自然、时间）
循环思想、佛教的轮回 学说，以及各种关于事物圆满性的幸福信念；
从独观原理中，基督教发现上帝的无所不知，而福科则发现了边沁式环
状监狱的法西斯本质（注1）；从象征原理中，巫师们 获得了最神秘的
宗教灵感。圆就此成为神学话语的根基。
英国国会大厦：矩形政治的西方样板
矩形2似乎是男神的象征，它的狭长钥匙穿越母体，打开了通往父权文明
的大门。矩形定义包含下列原理：
1、多中心原理：在变化的矩形内部，轴心线代替了单一中心，这 意味着
中心点将在该轴心线上不断滑动；
2、四方原理：四条边可以有各自的方向，并用方向代替中心，由此形成
空间的特性；
3、等级原理：矩形边线上的各点跟 对称轴距离不等，由此产生了差异和
等级；
4、断裂原理：矩形是有折断的，这意味着矩形线上的各点不能构成自我
循环，由此导致各点之间彼此否定、断裂和对 抗。
5、象征原理：矩形造型隐喻了阳具、人体、大地、水体（海洋与河流）
和树木等等。
正是从多中心原理中诞生了多神教、祖先崇拜和帝王崇拜；从四方原理中
产生了以方向和坐标为核心的风水学；从等级原理中诞生了等级制度；而
从断裂原理中涌现了世俗仇恨、阶级对抗与暴力学说；从象征原理中派生
出了父权社会和大地信仰。
对上述原理的确认，耗费了人类史的漫长时间。圆作为祭坛的功能，可以
追溯到13,000年以上。在11,000年以前的叙利亚村庄，就已出现最古老的
圆形宗教建筑（注2），但在苏美尔时代（前4000前～2000年），乌尔城
的塔庙由矩形平台构成的，而到了新巴比伦时代（前626～前539年），供
奉马尔杜克大 神的巴别塔，却又忽然变回了圆形。
美索不达米亚的神性建筑，在圆形和矩形之间剧烈摆动，显示上古人类的
构形混乱。政客、祭司和建筑师，尚未获得这两种图式的精密知识。这种
混乱是全球性的， 甚至波及近东和远东地区。中国西安半坡遗址发现的
仰韶文明，那座公元前4800～前4300年的村落，出现了31座直径4～6米的
圆形半地穴式民居，它们 是女阴的象征，表达对女神权力的敬意，但仰
韶人同时又崇拜陶祖（陶制男性生殖器）。这是性别权力妥协的结果。仰
韶是母权向父权过渡的时代，它的村落里出现 了最早的价值冲突。这种
混乱同时也现身于土耳其的加泰土丘（前6000年），但跟半坡人截然相反，
赫梯人（Hittites）住在矩形房屋里，却拥有精美 的女性赤陶神像。
传说中的巴别塔：向上冒犯，充满夸耀和狂妄的权力色彩
这种幅员辽阔的混乱格局，源于圆形与矩形的暧昧关系。用以供奉木星大
神马尔杜克的巴别塔，就是这种两重性的代表。从天空鸟瞰的巴别塔呈圆
形，充满了向心的 谦卑，完全符合天体神的教义，而从底部或远处旁观，
它却是矩形的，向上冒犯，充满夸耀和狂妄的权力色彩。这种两重性正是
人类建筑的基本特征。矩形建筑的另 外一个成因，是它严重依赖于木材，
而球形建筑则依赖于石头。它们是两种建材的美学对抗。
圆形和矩形的暧昧之处还在于，意大利人按照基督教图式，把鸟瞰的简单
矩形组成十字形，并据此向矩形中注入宗教语义。而当它跟时间结合并旋
转起来后，就迅速转型为运动之圆，令所有静止之圆都望尘莫及。这是矩
形的最高秘密，它超越了自己的世俗命运。
罗马人意识到了这种内在的暧昧，对其进行斡旋与整合，由此终结了旧时
代的对抗格局。罗马宗教建筑，谋求矩形基座（门廊）和圆形拱顶的巴西
利卡式的神圣同 盟。万神庙就是这类“圆矩合体”的结晶。它的前部是
柱廊式矩形大门，后部是巨大的圆形空间，象征太阳神朱庇特的阳光，穿
越半圆形拱顶，照射在内壁上的神龛 上，把光线依次带给七位神祗。万
神庙的结构妥协，显示了罗马人的建筑智慧，由此成为整个欧洲建筑的灵
感源泉。“洋葱头”式的东正教堂，以及奥斯曼帝国摇篮 里长大的清真寺
样式，都秉承了“圆矩合体” 的伟大传统。
古典世界的崩溃，似乎没有影响基督教徒的建筑信念。大批隐修院坚守
“圆矩合体”的罗马传统（如埃及的比绍科普特隐修院），修士们在其间修
行、忏悔、礼拜和生活（劳作），探求质朴无邪的真理。这些遍及欧洲、
北非和西亚的隐修院，为文艺复兴的圆形造型，奠定了坚固的心灵基础。
从佛罗伦萨主教堂（1436年）、到法尔尼斯府邸（1516年）和圆厅别墅
（1552年），“圆矩合体”开始了向世俗生活转移的长征。18世纪的英格
兰巴斯，模仿史前圆形巨石群（Stonehenge），建造一座象征太阳的圆形广
场（The Circus）和一座象征月亮的皇家新月楼（Royal Crescent），其中分
布着528个科学与艺术的徽记或雕塑，所有这些符码细节都企图重新设定人、
现实和宇宙的三位一体关系。这是文艺复兴的夕阳，它 们照亮了欧洲最后
一片昏昧的土地。
只有华夏民族保持着圆形和矩形的对立状态。中国人发明了圆鼎、编钟、
玉璧和风水罗盘之类的神器，继而发明了太极图（圆型宗教的标志）和八
卦图之类的神符， 在华夏哲学体系里，圆从原始祭坛上滚落下来，成为文
人书案上的精细符码。所有这些器符都是对圆形教义的重申。圆是神性的
标志。关于圆的信念，寄存在那些精 细的器符上，放射出恒久不灭的光芒。
紫禁城天坛：远东残剩的最后一座国家祭坛
直到明成祖朱棣建立紫禁城为止，圆仍然是苍天和上帝的单一象征。祈年
殿以圆形和蓝色喻天，殿内大柱及开间又分别象征4季、12月、24节气和1
日12个时 辰等时间元素。但天坛只是历史孤证，它是远东残剩的最后一
座国家祭坛，或者说，最后一个与天神沟通的场所。而在广袤的土地上，
基于木质文明的支持，矩形建 筑已经铺天盖地。
这是一个不信神的民族的集体性选择。矩形首先适应的是人体的形态。居
住型建筑的逻辑，必须符合人体—床帏的构形。这是矩形建筑的人类学起
源。而后，在国家 意识形态涌现之后，矩形就被国家征用，成为国土丈
量和城池设计的基本构形。现今已经出土的所有早期城池，包括殷墟在内，
都流露出矩形政治的肃穆气息。
矩形政治就是专制国家的建筑信念。以中轴线为基准展开的矩形叙事，成
为皇城以及各主要城市的规划模式。但这不仅是建筑 美学的信念，而且
是整个亚细亚帝国的行政方式。毫无疑问，几乎所有朝政都是按矩形结构
推演的。在秦始皇兵马俑坑里，武士们排成了声势浩大的矩阵；而在那些
富丽堂皇的朝堂里，皇帝的龙椅总是位列顶端，他的大臣则分列两班，拱
手而立。这就是帝国的君臣秩序。
根据历史记载，左右两边的文武官员，时常发生激烈而冗长的争吵，皇帝
面带微笑注视着他们的混战，对双方的意见进行仲裁，作出最后的裁决。
宫廷里每天都在上 演这类权力戏剧。在明代话本小说《水浒传》里，造
反者重复了矩形政治的游戏：首领宋江像皇帝一样端坐首位，而众人则按
“天”与“地”的名号分列为左右两 班。流氓就这样无耻地克隆了国家的
庄严表情（注3）。
四合院式的民居格局，与亚细亚的宫廷政治遥相呼应，因为只有矩形才能
明澈地叙写家族的道德秩序。在儒家的规训下，中国人利用四合院前后左
右的不同方位，确 定贵贱、尊卑和长幼的人伦序列。按通常的惯例，正
房由上一辈的老爷和太太居住，北房东西两侧卧室，东侧由正室居住，西
侧由偏房居住。东西厢房则由晚辈居 住。中型以上四合院还建有后罩楼，
供未出阁的女子或女佣居住。除非发生内部叛乱，没有任何人胆敢逾越这
种矩形礼制。
矩形政治并非远东专制社会的专利，恰恰相反，它是一种全球性的语法，
但它们之间的语义却变得南辕北辙。资本主义精神生长起来之后，政治理
性支配了新建筑的 灵魂。1649年，英国查理一世主持召开下议院议会，位
于威斯特敏特的会场就是标准的矩形体，场内中央是矩形台子，国王坐在
台首的木雕王座上，台下簇拥着 头戴宽檐礼帽的议员。他们分列左右，但
不是为了向国王效忠，而是企图形成对抗性的政党体制。正是从这种政治
矩阵中，分化出了“左派”和“右派”阵营（注4）。跟 亚细亚模式完全
相反，矩形分列颠覆了王权的独裁，热烈地滋养着近代民主理性。
但在希特勒手里，矩形建筑却产生了令人战栗的效应。他主持设计并建造
的新柏林宫，使捷克总统埃米尔•哈查连续两次因恐惧而晕倒，被迫在元首
办公室签署了投 降协定。哈查走过空旷的广场，走过日尔曼武士雕像和纳
粹的雄鹰十字旗，走过头戴钢盔、肩跨带刀步枪的党卫队员，走过没有窗
户和线条强硬的大厅，走过450 英尺的大理石长厅，最终，在欧洲最阴郁
的空间尽头，矩形建筑以其强大的威权，压碎了那个斯拉夫人的脊梁（5）。
天安门广场全景：矩形政治在中国的最高杰作
亚细亚地图并未向我们提示谁是远东地区的哈查，我们仅仅知道，天安
门广场是矩形政治的最高杰作。它的所有建筑（天安门及其观礼台、人
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 念碑和毛泽东纪念堂）都是标准的矩形物，而它
们又组合成更大的矩形广场。此后，第三种矩形奇迹般涌现了，那就是军
队的严密方阵。天安门是领袖大阅兵的地 点。士兵以惊人的肢体一致性
走过广场，向城楼上的最高领袖行礼，接受他的注目和检阅。人民在一边
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我们已经看到，建筑物、广场空间和游 行人群的
三重矩阵，就是国家政治秩序的卓越表演，它旨在重申领袖、士兵和民众
之间的权力关系。天安门广场断然拒绝圆形物的侵入。只有大会堂上的国
徽和卫兵 的枪口，依旧保持着圆的形态。它们是矩形政治的迷人饰物。
扞卫这种矩形政治，已经成为北京领导人的历史责任。早在八十年代，首
都行政长官就颁布命令，要求新建筑严格保持矩形传统，并为所有建筑加
盖琉璃瓦顶，以继 承帝国美学的基本原则，即便是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
妇联的弧形立面，也由于得到琉璃瓦授顶，而与旧帝国密切地和谐起来。
此举事后遭到建筑学界的高声谴责。但所有的批评者都没有意识到一个基
本问题，那就是，人字巾式的“帽子”，正是矩形政治的组成部分。如果
不对天安门建筑的矩形逻辑进行反思，就无法推翻帽子工程的价值根基。
为了抵抗矩形的专制和垄断，西方建筑师开始向矩形发出挑战。北京中国
大剧院的设计，成为这类反叛性圆形建筑的典范。根据保罗•安德鲁的意图，
在以矩形为主 体的广场附近（人民大会堂西边和中南海新华门对面），安
放一座庞大的蛋式建筑。这是严重的违制事件，它不仅导致矩形城市的视
觉失调，而且颠覆了原有的政治 等级秩序。基于大剧院的开放性和明亮性，
风格闭抑的原国家主义建筑顿时变得可疑起来。国家主义建筑师为此如丧
考妣。他们的哀号和怒吼，回荡在被不同几何体 切碎了的京城。而距离天
安门较远的圆形建筑，如世纪坛、摩天轮、中国科技馆和奥运主会场“鸟
巢”，所面对的指责声浪则要微弱许多。中国建筑师业已成为坚定 的天安
门卫士。
受到国际建筑界高度好评的“鸟巢”（北京奥运会主场馆），一种扁圆型
建筑的衍生体，俨然是被狠狠踩过一脚的鸟蛋，丧失了蛋形物原有的隐喻
功能；更为奇妙的 是，那些沿着圆形表面编织起来的网状结构，跟中国身
份证上的丝网结构密切呼应。这是被国家之网笼罩的圆形物，充满柔软、
温顺与可操控性，完全符合“国家文 化安全”的严厉尺度。
那些沿着圆形表面编织起来的网状结构，跟中国身份证上的丝网结构密
切呼应。
与正在跟圆形美学抗争的北京相反，上海出现了一系列球形建筑。从东方
明珠电视塔、国际会展中心到徐家汇的美罗城等等。那些圆球被镶嵌在矩
形建筑上，形成古怪的“球矩合体”，在达成工艺和美学的妥协之后，它
们充当了90年代上海建筑的着名地标。
上海的权力表达跟北京不同，它更想夸耀跟世界和未来的对接，而不是同
民族与历史的苟合。上海的球形建筑表面上是所谓“东方之珠”的象征，
但其实是全球化和 现代性的隐喻。球体就是地球的直接摹本，而复杂的
钢铁结构和玻璃幕墙，则炫示着自身的高科技含量。只有上海博物馆是个
例外。它是一座巨大的混凝土宝鼎，暗 示该博物馆的收藏特色，同时也
表述跟上古历史的传承关系。而在它的对面，上海大剧院的反拱式屋顶，
则在更大声势地夸耀跟西方的密切关系。
所有这些圆形景观，都是开放时代初期的稚拙产物。进入21世纪之后，上
海的球形建筑迅速老化，成为笨拙可笑的旧物，大量矩形超高建筑开始崛
起，如世茂大厦 和尚未完工的环球金融中心。徐家汇美罗城的圆球，只
是情侣们约会的碰头地点。它无疑是夺目的地标，但缺乏内在的魅力。人
们在它的底部相见之后，就迅速离 开，转移到其它消费地点。球体是空
心的，它没有任何灵魂的充填物。在无神论统治了大半个世纪之后，中国
的圆形建筑早已丧失了原有的神学或民主语义。
新一代的圆形建筑，出现在浦东世纪大道附近，如上海科技馆和一个大型
日晷式钢铁雕塑，但它们放弃了球形，转而谋求饼状，更接近于钟表的样
式，流露出后发国 家的时间焦虑。这其实就是对外滩海关大钟的呼应。那
张威斯敏特式大钟的老脸，朝太平洋方向眺望了整整一个世纪。它的容颜
早已衰老。浦东的日晷企图接管它的权力。圆形建筑的神话，正在被新建
筑运动所续写。
正是这种迷乱的现实景象，迫使我们追问圆形建筑的历史本性。古希腊和
罗马时代的圆形剧场，既是祭神的场所，也是表达民主意志的空间。雅典
人经常集会的普克 尼司山谷，建有一座半圆形剧院建筑，可容纳几千人的
聚会。这种从闭抑空间到开放广场的转变，令每个与会者能毫无障碍地看
到他人，公共辩论就此取代了秘密的 黑箱操作。旅游者究竟在这个伟大
遗址上看见了什么呢？他们或许能够发现，在那些民主台阶的缝隙里，生
长着市民权力的质朴小草。
不仅如此，圆形的自我循环消解了带头者、领袖和主宰，令弧线上的所有
意志都彼此等同。这是平等和民主制度的符号学起源。圆桌会议起源于消
解等级制的意图。 圆桌及其圆形结构，就是对等级秩序的解构。现身于
17世纪的丝带，清晰地表达了圆形政治的这一功用。当时，法国政府官员
集体向国王上书陈情，其署名写在一 条结成圆形的丝带上，跟陈情书一
同呈递。由于丝带结成圆形，签名顺序被隐藏起来，国王无法追究联署的
发起人。这就是圆形物的奇妙意义，它庇护了所有的反对 声音。
从这种圆堡式家园里，客家人获取了心灵的平静
中国福建西部的客家土楼，向我们进一步验证了圆形建筑的特点。这种向
心圆建筑，并非福柯所描述“规训”集中营，因为它的轴心不是那种全景
式的监视岗亭，而 是那些矩形的学校、戏台或办公室。土楼提供了一种反
转的观察法——居民能从自家门口，观察到同层的所有人家。隐私是有限
的，它融入公共生活的视界，并要接 受宗族的集体管理。这是村社集体主
义的迷人特点。最大的土楼可以居住千人，形成密集的人口聚落，从这种
圆堡式家园里，客家人获取了心灵的平静。但这些乌托 邦式的建筑，并未
产生永久性的魅力。相反，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动乱，它的居民大都已
经离散。土堡日益萧条破败，它的居民只剩下少许老人、妇女和幼童。那
些最后的守望者，既是道具和戏子，也是热情的解说员，在黄昏的光线里
为好奇的游客讲述往事。
圆形建筑的神话，引发了一种迷信，以为圆形是拯救建筑、城市景观乃至
居住者心灵的最高选择。这种错误理念，爬行在设计师的头脑里，为建筑
业的政治叙事指引 航向。但中国圆形建筑是高度无神化的，它甚至不具备
基本的人性因素，而是仅仅拥有一个球形或饼状的躯壳。在声势浩大的现
代化过程中，圆形是那种被用来重申 权力和财富的造型，并已成为国家主
义修辞的基本手法。
但圆形建筑还暗含着某种危险的品质。在成为民主空间的同时，它也曾是
暴力屠宰的现场。古罗马帝国的大竞技场（佛拉维圆形剧场Amphitheatrum
Flavium，公元80年），提供了令人惊讶的例证。这种互相矛盾的逻辑，正
是圆形祭坛的本性。祭坛一方面要求对神的无限恭顺，一方面要求对祭品
（猎 物）的极度残酷。圆形建筑的这种两重性，令无数建筑师感到困惑。
佛拉维圆形剧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屠宰式建筑，可容纳五万名观众欣赏
死亡竞赛，在那里，无数失败的角斗士被畜牲般杀死，他们的鲜血涂满了
剧场中央的舞台。 全体罗马公民跟暴君一起在现场围观，发出醉生梦死的
惊叹，形成声势浩大的集体狂欢。这是“圆形剧场效应”，它的群众聚合
形态，以及看台和中央演出区的热烈 互动，放大了屠杀的快感。
上海工部局屠宰场（1933年），是佛拉维结构的历史复现。这座正在被改
造为时尚场所的建筑，曾经是一台高速运转的屠宰机器，据说每天可杀掉
1000多头 牛。整体空间布局是巴西利卡式的。矩形辅助建筑，环绕着圆形
的中央屠宰场。牛群沿盘旋而上的流水线坡道上升，到达中央屠宰建筑，
在那里被宰杀，而后送回辅 助建筑，进行分解和清理内脏。它的遗存，令
人再度想起罗马竞技场的狂欢格局。它唯一缺乏的是大数量的观众。但它
在屠杀上的准确和精密，却令佛拉维剧场望尘 莫及。
罗马大竞技场内景俯瞰：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屠宰式建筑，
可容纳五万名观众欣赏死亡竞赛
圆形建筑的这种杀戮功能，就是它美学魅力的诡异之处。在圆的深部，还
隐藏着某种残酷与狂欢并存的语义。这圆的复杂品质，就是“巨蛋”被接
纳的内在原因。蛋 形（穹顶）、水晶质地和发光体的特点，所有那些浮
在表层的美妙景象，企图劝说我们忽略它的内在语义，而这是所有圆的原
理中最尖锐的一项。在神性、民主性、 狂欢性和杀戮性四个方面，圆形
比矩形都走得更远。
